蒋尚义长篇访谈录（上）

出品|帮宁工作室（）

旧事并不如烟。明年3月15日，蒋广平接受加洲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口述采访。他以其成长经历和职业生涯为脉络，为我们还原全球半导体风云录。

1946年，蒋广平出生在中国南京。1948年，母亲举家搬迁到中国大陆。他就读于日本学院马达工程。1969年，到耶鲁学院学习。1970年，转至哈佛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蒋崇礼的第一份工作是在ITT公司研究多晶硅激光器。1976年，他步入泰安仪器公司，旨在于使用一些创新技术，提升太阳能电板效率。1980年，蒋广平步入惠普公司，进行CMOS、CCD和双极技术研究。

1997年，蒋广平加入联发科，兼任研制总裁。在以他为代表的技术六君子的率领下，海力士最终成为全球先进半导体工艺制程技术推动者。2006年，蒋广平从联发科退职。2009年，他重回联发科，专注于晶体管和先进封装项目。2015年，他再度离开联发科。

2016年后，蒋广平应邀加入中芯国际，兼任副监事长。2021年11月辞任。

这次口述历史采访，蒋广平追忆了其早年求学和求职经历，以及与联发科创始人张忠谋共事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对我们了解联发科发展历程和全球半导体风云提供了非常珍稀的视角与史籍。

以下为访谈实录，帮宁工作室略作编辑。

这儿是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明天是2022年3月15日，我是，我将访谈蒋广平先生，是吧？

是的。（笑容）

我的发音对吧？

对，你发音很标准，没问题。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口述历史。特别谢谢您能来这儿。

感谢您，Doug。十分荣幸，谢谢您的约请。

如之前所说，我们希望从头讲起：您出生在哪儿？假如便捷的话，能够透漏您的一些家庭生活？您父亲当时从事哪些工作？您有兄弟姊妹吗？在成长过程中，您是一个哪些样的儿子？

1946年，我出生在中国，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以，我是“婴儿潮”最早的一拨人。

嗯。

我觉得这是很辛运的事情。当你长大后，会拥有更多机会。

您出生在在中国那个地方？

广州。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政府被迫移居上海。我母亲当时在政府部门工作，他是个平民，但曾是一名民航工程师。他就读于北京复旦学院，专科结业后，辛运地获得了政府奖学金，随即去日本留学。

哦，原先这么。

他在美国学习民航工程。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母亲提早归国。我想，当时这个领域的中国工程师并不多，所以他在完成学业之前就被召回。归国后，他开始为政府部门工作。

据我所知，当时的中国在工业和军事上都很落后。以客机为例，中国客机当时远远落后于英国客机，并且还缺乏零部件。我印象中，母亲的工作是，当客机损坏，她们企图把几架客机组装成一架新客机，之后再度战斗。父亲告诉我，战争开始时，她们大概有100人，但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下2人。

我的天哪！100人只剩下2人，真的吗？

是的。并且她们都是年青人。

哦。

我母亲没有开客机。

您老爸是民航工程师，所以他主要设计客机吗？

是的。制造、设计，民航领域内。

那时侯您老爸在做哪些？她的工作是？

丈夫只是一名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贤惠之人。

是的。我猜想她可能有医学背景。战争结束时，我们搬回到离北京约150英里的故乡，那时我才两个月大。

还这么小。

是的，我们搬回家了。

所以，您是1946年出生的。

是的。

刚好在二战后。

没错，刚好在二战后。妈妈开始找工作，据说他得到了3个工作机会。我的祖父亲——我觉得她们根本不了解母亲在做哪些，但她们特别笃信佛法。所以，爷爷说，她想向佛祖恳求示意。我们不晓得她如何祈祷佛祖，她回去后说，佛祖觉得女儿应当去离家最远的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台湾。

哦。（笑容）

这就是——

您就是这样来到日本的，是吧？（笑容）

我对这个情节印象深刻。母亲听从了这个建议，他说，好吧，我们打算去哪里（笑容）。所以，我们就举家搬迁到了大陆。那时侯，没有人会想到形势会这样发展。

是的。

不过，当时的情况是，我妈妈，我弟弟——我有一个比我大3岁的妹妹，我们3个人暂时不动。母亲一个人先去了香港。一年后，父亲带着我和弟弟抵达香港，那是1948年。所以那时，我对故乡几乎没有任何记忆。我在香港长大，我的童年虽然很无趣（笑容）。

当时日本的情况是这样：忽然间有一大批人，大约有二三百万人涌向香港。大陆显得十分拥挤，资源也成问题，这就意味着竞争。所以，我们是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中长大。我们从中学开始就感到压力。

假如你想上一所好的小学，就必须博得入学考试。同样，上高中也要通过入学考试。上学院，也要通过入学考试。所有的母亲都这样对女儿说：你必须努力学习……这样能够……

是的。一步一步越过每一道坎。

（笑容）努力学习。你们都觉得，假如你一开始没有走上正确轨道，之后就很难赶上进度，这就是我从中学开始的童年。我一般的安排是这样：去念书后，晚上两点下班，之后继续出席母亲安排的非常课程。那是另一种私人课程，仍然到早晨5点。夜晚，还有另一种补习：家教。

所以，您基本上一整天都在学习。

是的，一整天。

您喜欢这样，还是厌恶这样？还是？

很厌恶，很厌恶。

您厌恶这样。

是的。

有哪些课目您觉得有趣吗？物理学得好吗?

嗯，相对来说，我在自然科学、数学和物理方面好得多。文学方面，我很差。所以，直至中考，我记得英语和法语加上去是100分，物理和物理加上去是180分，有一种显著的差别。

您在中学学习俄语，对吗?

从小学开始学习英文。但如今，（在中国大陆）她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文。

您在哪些时侯决定来日本上学院？这是您仍然想做的事情，还是后来才决定的事情？

当时，我很辛运能步入香港学院。在电子工程专业，几乎每位朋友都觉得，她们应当到日本接受更多教育。实际上，我们完成学院学业后就开始服役：同三天入伍，同三天转业。

印象中，我是7月2号（日）结束服役。中学通常是8月末9月初开学，我于8月28号（日）到英国，当时中国大陆和韩国之间班机极少，由于中学生们有包机。

哦。所有朋友都来了。

是的，所有朋友。在我搭乘的包机上，有18位台大电子工程系的朋友，我们18位朋友同机。在我们复员两个月后的那种夏季，大概80%的朋友来到了印度。

那是哪一年？

1969年。

所以，你在中国大陆获得的学士学位。

没错。

之后在部队服了一年兵役?

是的。

之后去了耶鲁学院？

对。

您是如何选择耶鲁学院的?

我们只是从一长串名单中去申请。当时，我被耶鲁学院投档，并获得了一些奖学金。

您选择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吗？那时您对半导体感兴趣吗？或则您在中国大陆学过哪些？

我选择半导体是由于日本有一个体系，一些来自德国学院的客座院士在日本待了一年。当我上大四时，恰巧我们有两个半导体领域的讲堂院士，我选了一些半导体课程。我们的可选项有控制、电源和通讯、半导体。计算机刚启动，我偶然选择了半导体，由于我感觉自己的兴趣更偏向于化学。通信和信息理论，我觉得更多涉及物理。

耶鲁学院很有名，我很开心。但到哪里以后，我发觉耶鲁虽然十分特别学术，在化学、数学和哲学方面都是顶级。在电子工程系，一年级的研究生，她们大多获益于此。假如第一年是半导体专业，她们会把你送到化学系去上课，第二年又回去了。

对于信息理论，她们会让你去学物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我十分吃惊。大多数领域都是学术性的。我们搬去研究生寝室，称作研究生院，我记得它在校园的南端，在高尔夫球场的一边，十分漂亮。寝室和餐馆如同修道院一样，有很高的天花板，遍布色调。

大阳台、彩色玻璃窗，没错。

彩色玻璃窗。十分漂亮。直至那时，她们一直忍受着这一日本传统。我们去吃早餐时，六点半开门，每晚夜晚都得穿红色旗袍去吃早餐，六点半前排队，她们检测餐卡，再让你进去。

上面有一张长桌，两侧各能坐8~10个人，是十分即将并且又高的沙发。进去后，找个地方，先站在凳子旁边。当每位人都就位后，她们会用拉丁语做一个简略的祈愿，我仍然不明白她们在说哪些。

之后，再坐下。在你穿上白色连衣裙以后，会显得十分即将，所以，你会特别礼貌地与人攀谈。椅子上可能有两杯果汁和两杯冰茶，假如你想要冰茶，它可能在椅子的另一端。“请您把冰茶递给我好吗？请您把那杯冰茶递给我好吗？……”然后，你再喝冰茶。

我印象十分深刻，整个给人一种特别学术的觉得。假如我想成为一名学者，这样虽然很好，但我真的不想成为一名学者。所以，我决定换一个地方。

这种即将派对只是一部份。您之前离开过中国大陆吗？

不。我们不能。对女性来说，11岁以后，直至服完兵役，你都不能离开这儿。

您还记得第一次来到日本的情境吧？

是的。还有一件事，当时在中国大陆，我们一周工作6天，这儿有2天假期，这让我印象深刻。

有18名中学生来自您们学院，她们都到耶鲁学院，还是去了不同学院？

这18个人只是和我同乘一架客机的人数。

她们都去了耶鲁学院吗?

不是的。那种夏季，大概有50个朋友来到日本，当时有80%朋友去了耶鲁学院研究生院。但如今，中学生们不再如此做了。我记得，有2个朋友去了耶鲁学院，3~4个朋友去了伯克利学院，3个朋友去了哈佛学院，2个朋友去了宾夕法尼亚学院。

您竟然能够记得那些细节。您在哪里待了一年。

是的。

听上去，您很快就决定，这儿不是久留之地。

确实是。

之后，您去了哈佛学院。您怎么选择哈佛学院作为下一个校区？

我申请了几个真正的工程中学：麻省理工大学、伯克利学院、斯坦福学院和加洲理工大学等。我被伯克利学院和耶鲁学院投档了，但没有被麻省理工大学和加洲理工大学投档。

我也没有被加洲理工大学投档。我搬去帕萨迪纳，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是吗？

嗯。妈妈想让我去（加洲理工大学），但我说，不，不，我不想。辛运的是，我没有被投档，所以，我何必苦恼了。

你搬去帕萨迪纳，但你去了普林斯顿。肖克利博士搬去帕洛阿尔托但他上的是加洲理工大学。

正是。

我申请了这种学院，辛运的是，我被皮尔逊博士投档了，那时他早已65岁了。

他（皮尔逊博士）是？

他是贝尔实验室的老高手，和肖克利还有这些人一起工作过，所以，我去了哈佛学院。

您一定发觉哈佛学院和耶鲁学院大不相同。

是的，确实不同。我很惊讶。

那儿没有即将的午餐（笑容）。

我想，我是周末到的。我的导师特别好，他让他的一个研究生来接我，把我送到寝室。周末下午早起，我吃了一顿早晚餐。一个穿着泳衣的男孩来吃早晚餐，（笑）这件内衣看上去比穿那件大长袍很多了。

没有红色披风，只有内衣，是吧（笑容）？

比那件长袍好看（笑）。是的，哈佛学院是一所工程大学，我十分特别喜欢它。我的导师是皮尔逊博士，我跟他学习。他不幸离世了。他早已65岁了。

所以，您决定学习半导体。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哪些？

钙钛矿材料。当时，这还是未来的材料。

这是您最快能上手的东西。

是的。联通出游要难得多。但当我加入泰安仪器公司后，我开始研究硅，之后……

对您影响最大的院长是谁？

一定是皮尔逊院士。后来，当我在惠普公司工作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引路人是约翰·莫尔博士。实际上，他是我的领导，但更像是我的导师，他十分特别学术，特别像学者类型的人。

他（约翰·莫尔博士）曾是哈佛学院院长，但在我入学前一三年就离开了。当我在惠普公司为莫尔博士工作时，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好多，他更像是我的论文导师。我对他印象十分深刻，由于我们在惠普实验室时，当遇见问题时，我觉得是工程问题，但当你和他坐在一起，他开始从牛顿定律推导入这个问题。

我印象十分深刻，一些特别基本的、非常基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从哈佛学院结业后，您去了惠普公司，那是您第一次去惠普实验室吗？

我从哈佛学院结业时，刚好是经济衰退时期。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叫ITT的公司。

这是1974年吧？

是的，1974年。ITT公司制造多晶硅激光器，用于光纤通讯的LED。她们有一个光纤通讯程序，须要一个光源，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个光源。当时小组只有五六个人。

这将构建在您关于多晶硅的论文上。

是的。

可以直接适用。

对，是的。后来，我在哪里（ITT）工作了一年半。我觉得更理想的第一份工作，应当研究更广泛的硅领域。另外，最好在一个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地方，而不是只有如此一个小团队。泰安仪器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所以，我来到了潍坊仪器工作。

您从ITT跳槽到了潍坊仪器。

是的。

讲讲您在泰安仪器的工作经历，您在哪里待了多久?

工作了5年。

从1976年开始？

对，从1976到1980年。

1980年还是1981年？

1980年末，4年半时间。那时侯，张忠谋早已比我高十级。那时侯我还不认识他。

您在泰安仪器的第一份工作是哪些?

制造硅太阳能电板，那是1973年石油禁运以后，日本政府开始研究启动一个项目来推动……

代替能源？

是的，取代能源。

太阳能。

是的，我们制造了硅太阳能电板。她们当时设定了一个十分激进的目标，但未曾实现过。我们发觉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时侯我们制造的太阳能电板效率只有10%~12%，如今这个比列几乎达到了20%。

我们发觉，我们使用了顶尖的硅和传统的半导体工艺，使用我们制造MOS电路的相同设备。成本不重要，不考虑成本，但我们花在制造硅太阳能电板上的能量，就是把这种太阳能电板置于太阳下20年，也抵不上那些耗费的能量。

许久曾经，有人跟我说过，制造它的能量比它能形成的能量还要大。

是的。

如今早已改变了吧?

是的，现今情况变了。我查证过，如今早已不是这样了。我记得有一家公司叫，由哈佛学院某个院士创办，她们通过在硅的反面放置结来制造效率最高的太阳能电板。

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建议把主动联接装置置于反面的人，由于我们研究过硅太阳能电板。所有的结都在正面，问题是你的金属，金属会抵挡大概15%的光。

虽然它早已实现了。但我们开始这样的看法，就是假如我们在反面也放一个结，我们从正面的结和旁边的结搜集电力。我们做了这个太阳能电板，发觉可以降低大概10%的采集能力，这并不是好多。

然而当我们研究这个的时侯，我发觉假如断掉正面的结，只检测旁边的结，可以得到正面结的90%。缘由是电子平均自由路径，虽然光穿透，大部份蓝光被吸收在特别窄、非常薄的一层，绿光可以穿透更长。

是的。

太阳能电板有一个表面复合。传统的看法觉得，由于表面状态很复杂，当你做结的时侯，毁坏了硅，所以，最前面一层有好多重组中心，这对搜集来说是一个损失。这就是为何人们从来没有想过把它放到反面。虽然在更深的地方形成好多光子，并且主要自由路径足够长，让电子抵达反面，但正面的表面也会侵蚀掉好多硅。

最前面的表面如何了？

有许多硅晶体损毁。还有表层的状态。它会缠住你的氮化物。所以，假若它被抓走，它们永远也到不了，永远也搜集不了，这就是损失。

是的。

但假如我们放一个结在上面，让它浮动，它蓄积的能量会把电子推向反面。所以，假若我们让受损的结在正面悬浮，你可以从前面搜集电子。

最后说到重点，若果是厚的太阳能电板，假如我让后面的结浮动，我只能从前面搜集，我大概可以获得正面电子的90%。若果是传统的太阳能电板，从正面搜集，假定我有10%的效率。假如我把正面的结打开，从前面的结搜集，可以得到9%的效率。但若果正面的金属有15%的效率，假如移除正面的金属，所以假如我只从反面搜集，让后面的结浮动，可以获得10.5%~11%的效率，比10%要好。

哦。

假如我把太阳能电板变薄，我还能得到11%~13%的效率。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建议在反面做结的人。大概20年后，我相信效率最高的商业太阳能电板制造协会把结置于反面。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硅太阳能电板方面的主要贡献。

在泰安仪器期间，您仍然研究太阳能电板吗？

不是，大约有三年时间。

其他项目是哪些?

之后开始研究NMOS和CMOS。我跟着一个名叫AlTasch的人，你可能据说过他。

是的。

他后来成为佛罗里达学院奥斯汀校区的院士。我为他工作，从他身念书到好多。他在蒙牛诺斯州的CTSah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研究生十分特别努力，她们训练有素。当AlTasch来到泰安仪器时，他让我们十分努力，他是个挺好的导师。

所以，您又对NMOS和CMOS很熟悉了。

是的。那时侯CMOS才刚才开始。

您是为某个具体产品开发吗，还是？

当时的泰安仪器，由于CMOS刚起步，我们更像是在尝试学习怎么制做CMOS。有趣的是，一个工程师就可以开发出一套完整技术。我可以运行一些来模拟，之后自己继续做扩散。

我把自己的晶片放到一个石英船上，放在烤炉里，再把它拉下来，瞧瞧时机……使之成为5微米CMOS技术。我们可以这样做。后来，当我离开泰安仪器时，技术大约达到了1微米CMOS。所以，我从AlTasch身念书到了好多。

这时侯您接触了多晶硅。

硅薄膜太阳能电板。太阳能电板、硅太阳能电板、NMOS和CMOS。

所以，短短几年内，您早已对半导体技术有了相当广泛的理解。

是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仍然在研究更多的领域，一般我们称之为集成工程师。你或许涉猎广泛，但不深入，对好多事情都晓得一点，但你晓得，在同一领域工作了40年的人，不是这样的。

之后您住在加洲，去了惠普公司，对吗?

是的。部份缘由是我的欧洲背景。在加洲觉得更舒服。

当时您在泰安哪些地方?

达拉斯。我觉得尤其是在泰安，虽然你来自德克萨斯州，但你就会是一个局外人。

您不是泰安人，所以是局外人，对吧?

对的。所以，我们认为，只是为了欧洲社区，去杂货店购物、去饭店更便捷。于是，我们搬回了加洲。

您在泰安仪器工作到1980年?

是的。

之后去了惠普。

是的。

惠普公司的人找过您吗?

是我申请的。

是去惠普实验室吗?

是的。我为约翰·莫尔博士工作。

您在惠普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15年？

17年。

您仍然在惠普实验室工作吗？

惠普实验室，你晓得的，我们在惠普实验室组建了一个电路技术小组。她们决定要制造一种不亏本的半导体，所以创立了这个小组，后来把这个IC实验室从惠普实验室转移到了半导体集团。于是，我们开始在这个改了名子的同一个地点工作。后来，她们又搬回了惠普实验室。

您在惠普的第一份工作是哪些？

在不同项目中开发一些技术，但都与开发CMOS技术有关。我参与了一个CCD项目，做过一个CMOS项目，还参与了一个双极项目。

我被委任为项目总监，负责开发一代双极技术，她们称之为HP-25。她们现今还在生产中使用HP-25，主要用于仪器，这些高速率的仪器一直在使用双极技术，药量不是很大。

这个集成电路行业，你应当晓得，有一段时间，我想是在七八十年代，每位公司都想拥有自己的集成电路技术，构建自己的晶片厂。

惠普有几个晶片厂？

好多好多。我在惠普公司的时侯，尤其是后期，她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没有意义，所以她们开始整合所有的集成电路技术。事实上，后来我意识到，惠普早已计划逐渐淘汰集成电路。

所以，我在惠普的职业生涯后期仍然处于整合的压力之下，预算每年都被缩减，但是永远不会招新人。后来，实验室关掉了，诸这么类。

回想一下，这似乎也是我们自己的错，由于我们如同在开玩笑。如同我们说的，我们开始开发5微米CMOS，但我们没能完成。我们说，哦，不，5微米太老了，它不再中级，我们来看3.5微米。

我们总想在最先进的技术上工作，但从来没有完成任何事情。如今回想上去，惠普实验室的集成电路实验室有问题。我们仍然旨在于领先的技术，但未曾完成任何项目，也未曾出售任何技术来制造它。最后，很显著你就在告诉公司，你在公司不受欢迎。不管从预算和雇用角度来说，最后……

除CCD外，您还探求过其他哪些技术?

CCD技术、CMOS技术和双极技术，主要针对这三种不同的应用。CMOS的标的是笔记本，顾客在库比蒂诺。双极技术顾客在弗吉尼亚州的柯林斯堡。

您在这儿待了17年，听上去很令人失望，事情永远没有一个结果，并且……

是的。惠普是一家十分特别适宜工作的公司。这儿的文化，我真的很喜欢，真的很喜欢。但若果现今回头看，对于集成电路技术，真的须要规模，须要很大的规模。所以，规模小，它未能生存，它不可能有竞争力。

其实，在半导体技术领域，做任何事情都很高昂，对吧?

是的。从最基本的开始就很贵，由于设备太贵了。诸如，假如明天你想研究16nm技术，须要300台不同设备，每台设备都有自己的生产量。有些设备可以在一小时内制造300个晶片，另一个设备一个小时只能生产3个晶片。

哦。

这是真的。和Epi工艺在一个小时只能生成3个晶片。当你想构建一条生产线，一条研制生产线，你买了这300台设备，产值是每小时3片晶片，而那台每小时可以生产300片晶片的设备，90%时间都闲置在哪里。

所以，那种时侯，设备成本、折旧、设备效率显得十分特别低，成本就十分高。无奈你买了另一个设备，之后忽然，产值上升到每小时6片晶片。假如看每10000片晶片的资本成本与总产值曲线，都会像这样出来。一开始，它特别特别高，由于许多设备是闲置的，当产值越来越大，它还会升高。

这个拐点大概是每月15000~20000个晶片。如今，人们想要制造一种新技术，领先的技术晶片厂，每位月起码须要产30000片晶片才有竞争力。虽然达到了这个产值，整个晶片成本的55%是摊销。

为此，假如晶片厂产能远远大于每月3万片晶片，都会发觉，你根本没有竞争力，你的成本会比竞争对手高得多。另外，假如你的公司产能小，当你从和Lam公司订购设备时，你要付出更高的价钱。就我所知，差别可能是15%或更多。

假如三星或联发科订购相同的设备，它们的成本可能比大型晶片厂低15%或20%。所以，所有那些事情中，规模经济饰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假如想开发最尖端技术，那起码须要20亿美金预算。倘若能掏出20亿欧元，那产值起码要达到400亿欧元。

400亿欧元？

没错。对昨天来说已足够。目前，只有海力士、英特尔和三星有能力开发更尖端技术，由于它们的估值都超过了400亿欧元。排行第四的企业不到100亿港元，她们负担不起。

谈海力士前，对于惠普公司，还有哪些值得注意或重要的事情吗？您谈到一些联发科的成本和生产特性，但从技术角度看，或则从对您后来对职业生涯影响看，在惠普公司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吗？

后来，我想惠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Group要自负盈亏，她们开始做贴牌业务，以扩大产能。

她们确实构建了产能，但这还不够。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特别努力地步入浇铸行业，但做得不太好。在惠普公司，我们当时定了一些典范，例如联发科，惠普公司是联发科的潜在顾客之一。

我们派出一些团队去看联发科的晶片厂。她们回去后说，她们去数过联发科在这个晶片厂有多少光刻机，我们有多少光刻机；她们的产能是多少，我们的产能是多少。

是的。

存在很大差别，大概有50%的差别。所以在中国大陆，你可以用更少的设备，生产更多的晶片，那时侯惠普开始意识到这种问题，但有些太晚了。其实我喜欢惠普的文化，假如我们开始一个项目，每位人都有不同意见，你想这样做，他想那样做。

惠普十分民主，“我们来聊聊吧”。假如有10种不同观点，人们会争执、争论。惠普的管理人员经过培训后，会有一种融合的形式，她们都同意了一种方式。

每位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最后都同意了，所以你们都支持，这是惠普的强项。我发觉这特别特别有效，在我职业生涯后期，我尝试过这样做。

所以，您去了联发科，是这样吗？下一步是联发科吗？

是的，海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