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背后的秘密：商家遭遇骚扰电话和恶意差评，谁来保护他们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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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涉及店家权益、职业打假人利益、监管部门和司法体系的介入等多方构成的现象。

1.“20个恐吓电话集中在凌晨2点”

八月的北京，依然酷热，张雅婷（化名）的过桥米线店里，也和店外一样的潮热。

记者看到张雅婷的时侯，她穿着一件围裙，左手拿着刚做好的订餐，右手拿着手机，声音嘶哑，站在炙热的太阳里边，几乎要哭了下来。就在听到她的前一晚，张雅婷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一共接到了20来个恐吓电话。

而在一周前，张雅婷的店面频繁遭到差评，要么称饭菜馊了，要么称上面有蚊子毛发，“我认为这事儿离奇，两三天里降低了十几个差评，不像是普通卖家给出的。”

她打电话过去寻问，但没想到，这通电话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原来她们是一个窝点的！打了几个电话过去，都称给钱才删差评，要不然，会继续不停地写差评。”回忆起那通电话，张雅婷悲愤道。

她报案了。

接下来的24小时里，这个结伙变换号码给她打电话，因为要做订餐生意，张雅婷没办法拒绝接陌生来电。当天凌晨2点，她接到了20个一接通就挂断的来电，这严重影响到了她的工作生活。

警方来到店里，留样、取证。最终以作案结伙号码变换频繁无法溯源，以及金额不足结案标准为由，结束了调查。

但是，骚扰她的电话，还在持续拨进来。

走投无路的张雅婷，求助来她店里送订餐的骑手，拜托她们帮忙留心拿订餐的人员和场地信息。但这个结伙极其狡诈，过几小时后才拿外卖单，外卖骑手同时要送多个单子，在不确定对方是否是勒索人员的情况下，等待几个小时，显然是行不通的。骑手们直接拒绝了这个恳求。

“今儿个她们（指骑手）这样对我，以后她们遇事儿 ，我气不过也不会去管她们！”张雅婷悲愤道。

张雅婷是个单亲妈妈，这家店开张不到一年，全靠她和年迈的父亲一起打理。12块一碗拉面，配菜比其他店20块的都要多。她的儿子只有四岁多，平时就在店里的地上嬉戏。店里贴心打算了肚兜和甜美的手机支架，墙上贴满了五彩斑斓的祝福口号和墙贴。

“我怀疑，这个结伙之前来过店里蹲点，发现我的现况后（指单亲妈妈身分），决定进行恐吓。”她有些苦闷的掩面道。

2.“他要10倍的赔付”

一直在上海经营红茶电商生意的刘伟（化名），正在给法院发消息，称自己的建行卡被冻结了，没办法生活。他答应赔偿10万元赔偿金，但仍是不服气的，打算申请走检察院监督程序。

“10万块钱对我们家是很大的一笔钱。现在红茶生意不好做，这几年原本就赔钱了，前两年把老家房屋卖了弥补巨亏，一家子男女老少挤在出租屋，为了节约租金，今年又迁往离儿子中学更远的通州。事实上，被法庭冻结的那张卡内也没多少钱了。”

刘伟在电话里和记者抽泣道：“我不服，「我的红茶质量没问题，为什么要赔这10万块钱」。”

42岁的刘伟，正处于男孩奶奶都要花钱的年龄。从2019年开始做红茶生意，至今碰到类似案件有5起，基本上是以标签瑕疵为由的职业打假行为。这些年，光在吃官司上，他就花了将近20万元的费用。

商家打官司的成本，远比职业打假人的多。

早在2021年，刘伟就碰到了职业打假，也是由于标签瑕疵。他应诉且最终起诉了，但是打官司前前后后一共花了5万多，而败诉的职业打假人只花了3000多元。

“他们做这行熟练了，相关法律法规都摸得透彻，不需请律师，只出个控告费即可。而店家遇见这样的事，不知所措，请律师是难免的。「就算赢了，我们大几万也花出去了」。”他表示：“毫不夸张地说，在上海卖茶圈子里，90%的同学都曾遇见过职业打假。”

2024年1月份，一个收件人姓名为李总的人在刘伟的淘宝店里，购买了5饼红茶，共付款 10190.4 元。4月份，他收到了法官的电话，称有位名叫李想的人控告他在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请他做好应诉打算。

在接到法官电话之前，这个李想未曾跟刘伟联系。

“接到法官电话时，我还以为是盗窃电话，连续接到几次这个电话后，上网核实，才晓得自己被控告了。”刘伟追忆道。

在应诉之前，刘伟将红茶样品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查，结果显示质量没有问题，样品品种年份与包装上注明的一致。

几经坎坷，他才知晓，对方告的是包装上注明的生产厂家，与实际厂家不一致。

“我们也联系了生产厂家，这个厂家是受品牌方委托生产红茶的，品牌方公司早就注销了，找不到人。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生产厂家不承认这是她们生产的。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个厂家生产的，我们玩茶的圈子都心知肚明。”

刘伟遇见的不是个例，河北保定的王芳（化名），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1月12日，王芳接到了自诩是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称一位名叫李想的人，声称买到了她售卖的假冒伪劣红茶，已经胜诉，「调解费是货物的十倍价格」。

李想是谁，为什么要控告自己？一个巨大的疑虑浮在脑中。

突然脑中泛起一件事，今年一月份，自己的天猫店面卖出了5个红茶饼，每饼2000元，一共是10000元。

“那人下单时很爽快的，「只问了是不是那个酒厂生产的，确认以后也没问其他的，就下单了」。当时我还挺意外的，因为这红茶早已有几年没卖了，想着应当是了解红茶的人才会买。”王芳追忆道。

同样，在接到法庭电话之前，王芳没接触到任何对方宣称商品有问题的沟通。

「普洱茶等因为生产年份过久，溯源较难，成为了职业打假人的“眼中钉”」。蛋糕的装饰品、保健品、化妆品分装小样、食品的批准码、老人经营的商铺等，都是职业打假的重灾区。

3.一条已经产生的白色产业链

2023年，一个职业打假人在北京向1372家餐饮店提出高额索赔，索赔理由是“无证拍黄瓜”。也就是饭店常见的一道熟食：拍黄瓜。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导，之前“拍黄瓜”的争议就不断：有火锅店由于卖“拍黄瓜”被重罚1万元；之前“凉皮放黄瓜丝被罚”还上过热搜；湖南长沙一对兄妹曾举报当地餐馆“拍黄瓜”竟然49次。

“拍黄瓜”成了“职业打假人”的“最爱”。拍黄瓜之前属于乳品监管中“冷食类乳品、生食类乳品”的特殊类目，需要申领专门的乳品安全许可，对饭店提出了拥有不高于5平方米的制做熟食的专间等高门槛。所以，此前市场上出现的索赔案例，职业打假人对小餐厅卖“拍黄瓜”是“一告一个准”，按照《食品安全法》，餐馆可能面临动辄数千乃至上万元的重罚。

“拍黄瓜“处罚顽疾不是个例。近年来，牟利目的的职业打假层出不穷，已产生白色产业链。

职业打假人在订购某种产品后，会录制详尽的开箱视频，确认产品不符合标准后，直接控告买家。

“起诉之前，他们不会跟店家联络，如果被买家抓到了要钱的把柄，可能会被认定为勒索。”邝安杰说道。

邝安杰是专注反职业打假的法律从业者。初中的他在一次碰巧维权风波后，与不法店家较上了劲，购买任何商品都非常留心。大学毕业后，他在帮助消费者维权的过程中，发现了职业打假的市场顽疾。

“最近几年，职业打假的人显著多了，绝大部分的职业打假行为是奔着谋利的。”发现这点后，邝安杰开始着手做反职业打假的咨询。

“职业打假成本低，网购十瓶药品，如果没有问题，可以退九瓶，自己只需承当一瓶的费用。但若果有问题，商家就要赔付十瓶药品的十倍价钱。”「对于个别职业打假人而言，职业打假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百度贴吧、小红书、微博……，到处都是职业打假人招募学员的消息，」除了那些，更多的是靠私人渠道走私课程。

「职业打假人培训价钱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教中学生如何精准找到目标商品、怎么写诉讼书、怎么送检以及怎样借助法律条款。甚至，职业打假人可能有固定合作的鉴别机构。

“我发觉一些职业打假人的检查报告来来去去都是哪个机构，不排除她们跟一些检测机构达成常年合作的可能性。”邝安杰说到。

4.浪费资源？伸张正义？

陈之强是职业打假人。在经历了一场重大人生事件过后，他如今仍在做职业打假人。

出生于2003年的陈之强，被称为中国年纪最小的职业打假人，他的职业打假生涯源于2019年，那年他才16岁。而后在2021年2月初(也即是陈之强刚才成年的时侯)，到2021年12月底，一年时间提起了800多场官司，获赔10多万元。

从小学开始，陈之强就对法律形成了兴趣，还订购了法律书籍翻阅。2021年夏季，陈之强选择自考本科，拿到了暨南大学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专业为“法学”。

但在2021年底，他的打假经历不得不暂停。直到2023年中期开始，除了个人打假，陈之强也做起了“收徒”的业务，开设打假维权交流群，收取杂费院长他人怎么职业打假，最多的时侯，同时有20多名学员。对于收徒，他不肯多说。理由是这有点涉及到“法律边沿”了。

陈之强仍然奉行的理念是自己在做正义的事情，顺便赚点小钱，哪怕因此付出过代价。

陈之强此前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侯，被问到未来三年规划时，称自己也没想清楚未来两年的具体规划，先在职业打假路上继续走着，赚点钱再说，但是「现在法律法规在逐步建立，打假也不好做，诉讼失败的几率很大。」

2019年，16岁的陈之强见到了职业打假的“钱景良好”，放弃学业，首次打假。2024年，21岁的陈之强在职业打假路上，依然是一去不复返。

“打一次假是好事，打十次假不可能弄成坏事。”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件判决书当中的用语，常被陈之强引用。

而在另一边，市场监管部门则苦不堪言。

除了上述提到发生在北京的案例，让北京市场监管部门面临“职业打假”案件的纠缠。职业打假的现象与市场监管部门的频繁打交道，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天津市东丽区市监局的披露，去年该局的政复议几乎均为职业打假人申请。

“这么多年来，基层各类工作都是苦于应付。职业索赔人一纸投诉举报，我们就要忙里忙外，挤占了大量的行政资源。”某市场执法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透漏道。

“问题是她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的各项任务、职责也越来越多，人员却没有降低，形成强烈反差。”

职业打假人员没有从市场执法监督部门得到满意结果时，一般会向上级部门提起复议，一旦下了复议决定书，职业打假人不服的话，复议机关也要面对职业打假人的诉讼。

“职业索赔人是不管你人多人少，只要拿不到钱，就会缠诉，直到路的尽头才死心。”

如若执法人员建议店家收钱息事宁人，这正中个别职业打假人下怀，他们会立刻申请以调处和结案形式立案。解决了短痛，但实际上无法真正实现对不法店家的牵制，「反而职业打假人会蜂拥而至，后面的投诉举报只会越来越多」，坑越来越大，浪费的资源也越来越多。

“职业举报主要瞄准易搜索发觉、门槛低、危害小的领域，「而对于真正须要打假的售假团伙、重大安全违法行为，却不会打、不愿打、不敢打」。这不是制度设计的本意，违背了公正公平。”相关执法人员透漏道。

5.“应该拿起法律装备，而非私下和解”

决定打官司之前，行政执法人员跟王芳建议与职业打假人私了：“调解的价位可以谈，要不然打官司也要花大几万块钱。”

“我不服，茶叶质量没有问题，为什么要亏本。就算打官司要付好多律师费，我也要坚持到底。”王芳悲愤道。

她最后起诉了，法院判决书是这样写的“经查公开的裁判信息，李想早已多次向人民法院提起同类诉讼以获取惩罚性赔偿。「李想订购该红茶是有规划的，持续性的敛财行为，本案所涉红茶不再属于李想为’生活消费所需’购买商品，其权利行使与诚实信用原则脱节。」”

做红茶生意的刘伟却没起诉。一审败诉，二审起诉，三审败诉。他准备发起复议，已经将王芳起诉的裁定根据递交给法庭，希望有新的突破。

商户该不该赔、该如何赔，司法界是有争议的。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不将职业索赔者简单定义为“消费者”，已渐渐成为共识。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导致害处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规且害处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江西南昌的胡女士，最近也收到了法官的通知，疑似被职业打假人控告。在辗转几个不眠之夜后，她走入了律师事务所。律师建议她不要走调处程序，做好应诉的打算。

“当店家遇见职业打假时，我更希望她们走法律途径而不是私下解决。私下解决的话，打假人继续打假，商家继续卖这款商品，市场行为并没有得到规范。”邝安杰说道。

某市场监管部门人员表示，案件引到政府部门、引到法律途径后，商家会得到更全面的指导，市场监管部门对经营者持慎重宽容的心态，根据“轻微违规首违不罚”原则，「在面对不影响商品质量的标签瑕疵问题，商家首次被举报通常不会被处罚。」

6.为什么可以始终存在职业打假人？

澎湃新闻主笔沈彬觉得，“职业打假人”能兴风作浪，背后的诱因很复杂。

首先，现行的不少法律规定过分原则、笼统，和现实的经营环境有一定的相悖，这让好多“职业举报人”打着法律的旗号施行勒索。像“凉皮上面放黄瓜丝”本身就不宜适用《食品安全法》当中有关“冷食类乳品”的特殊监管规定。这须要进一步细化执法标准和流程。

其次，个别执法机关没有精准掌握“轻微违规首违不罚”、过罚相当等的原则性规定，机械套用法律，甚至为了减少工作压力，建议店家与职业打假人和解，让她们有机可乘。

最后，社会对于“职业打假人”负面影响，没有产生广泛共识，不少人还是相信“职业打假人”的所谓“积极作用”，导致执法部门难以下决心果断处置。

邝安杰遇到的反职业打假案例中，有一大半是不影响乳品安全的标签瑕疵，比如批准号没更新，纯净水当矿泉水上架。

「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大部分店家不知道这是违犯法律条款的」。

“职业打假一种市场行为，市场行为也须要规范。”在专访的最后，邝安杰低声道。

7.谁是赢家？

张雅婷的店面近来仍然显示在打烊中，她准备跟不法团队私了。“没办法，做不了生意，人也睡不好，接到电话如同惊弓之鸟，精神萎靡不振得很。”因为店面打烊，父母带儿子回了老家。只有她自己单独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儿。

王芳没有继续从事红茶生意了。2019年，她早已在家带娃3年，意识到全职家庭主妇与社会相悖的后果后，基于对茶文化的兴趣，开始着手做红茶生意。遇到这件事后，她又陆陆续续遇见其他职业打假人。

“有一次，一个卖家宣称要办婚宴，询问能不能把一个茶叶分装成几十份，我当时就意识到分装是三无产品，这个人大机率是职业打假人。后面又遇见好多这样的人，太麻烦了，我就没干了，现在又回到在家带娃的状态，没办法，再瞧瞧有没有其他降低收入的路子吧。”

刚入职市场监管部门的王小明（化名），在行政复议的压力和对店家的同理心之间摇摆不定，咨询某地监峰会时，他生出离职的看法。

陈之强作为职业打假人，现在觉得自己做的讲课，也未必是完全正当的收入行为。但从他内心体会来说，至少比之前通过职业打假挣来的钱要安全。

一次次的“打假”，谁又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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